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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11 / 26 歷史中的族群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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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2-21 11:02:17 |顯示全部樓層
報告:林長風
編輯:蔡偉傑

二編:陳志旗 2012/02

Buckley, Anthony
1989 We Are Trying to Find Our Identity: Uses of History among UlsterProtestants. In History and Ethnicity. 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andMalcolm Chapman, eds. Pp.183-197.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Ulster有幾種不同的歷史觀點,這些觀點與當代天主教與基督教,愛爾蘭民族主義者與主張統一者之間的對抗有密切的關連。每個觀點的背後,都是希冀在愛爾蘭社會中取得政治或是學術上某些具體的地位。

Buckley
指出,當歷史直接與「族群性」(ethnicity)產生關連時,至少會有以下三種使用方式:
(a)
修辭式的註解(rhetorical commentary):不論是辯護或是譴責。當歷史被做為政治的修辭時,對「過去」

     的敘述會明示或暗示的產生了「當下」(present)的「描述範式」(descriptionmodels)。會明顯的讚美
     一方並污衊他者,通常以兩種形式展現:1.一個在過去飽受種種冤屈的人們(的後裔)所組成的一個群體
     ,他們期待陳冤得雪;2.某一群體宣稱自己優於其他群體,由於一個群體相較於其他的群體有較大的貢獻     ,因而可以得到更多的權力。從而這樣的論述對一個群體或許是事實,對其他群體可能是謊言。
(b)
行動的憲章(charter for action):某些歷史事件可以提供活人們「當下」行動的準則與指導,此時歷史應

     被視為一種「操作的範式」(operational models),具有「修辭性功能」(rhetorical function)能夠跨越(具
     有合理的、毫無疑問的價值的)神聖的與(在行為與經驗上都被質疑的)世俗的世界之間的鴻溝。在此,
     歷史較少用來解釋當下,而是一個可模仿的實踐模式。
(c)
做為效忠的中心:透過遊行隊伍或是儀式表達對歷史事件的紀念,可以產生對族群的忠誠。審視阿爾斯特

     新教徒對歷史的看法,每一種說法背後隱含了某種利益與目的,儘管Ulster Protestants內部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有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認為新教徒是一個完整的族群。

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歷史(nationalist:主張建立獨立且統一的愛爾蘭,其歷史論是屬於「受害者論述」(做為一種description models),強調愛爾蘭人在歷史上扮演著「受害者」的角色。因此歷史提供愛爾蘭國家主義者一個理由,能夠要求「過去」加害者的繼承人,在「當下」(present)彌補過去祖先們所承受的傷痛,歷史也提供了他們靈感也就是合法的「行動範式」,以採取較適當的行動進行其傷痛的治療。

Orange approach:
強調維持北愛爾蘭的「新教優勢」。透過每年定期的發生於17世紀的「德里之圍」(siegeof Derry)的勝利紀念遊行,藉以宣稱新教徒是較優越的,作者特別將這種「新教優勢」論述與「白種人優越」論述相提並論。但是新教徒也有一套「受害者論述」的歷史,他們認為從1920年代開始,天主教徒違反大多數人(即新教徒)的民主意願,反而不斷的企圖以暴力的手段推翻現有政權。因此歷史事件除了提供一套(description models),更可以做為要求在北愛爾蘭建立「新教優越」(protestant ascendancy)的行動準則(operationalmodels),某些較小的戰役,能夠喚起新教徒回憶他們與天主教是不同的。

The Arch Purple and Black Institution:
運用對聖經故事的重新述說、重新詮釋,提出一種固定的「敘述範式」,信仰神的個人或人群對抗異教徒,在這些故事當中所強調的就是對神的信心。有虔敬信仰的人能夠得到興榮、繁盛,當異教徒皈依神時,也可以獲得拯救。反之,當有人背叛神時,下場就是被神毀滅。最重要的就是,阿思特的新教徒就是被神所挑選的「少數人」。儘管歷史上的某些事件和聖經的故事有相似之處,但是仍然是不同的,在細節上仍有差異。因此,歷史對新教徒而言,並不是必須絕對恪守的「歷史的憲章」,而只是一個對抗對手的「操作範式」,在細節上仍然必須因時因地而有所調整。人們的行為不必然完全遵照歷史的細節發展,但是歷史確實提供他們在現實行動上的啟發。

Fundamentalist history
(信仰正統基督教主義者的歷史):信仰正統基督教主義者將自己有別於傾向同情天主教徒的現代主義者和Charismatics,也將自己有別於「信仰者」(religious),這些人經常上教堂並認為能夠因為好行為而得救,睥睨那些過度熱中於解釋聖經人基督教正統主義者深信自己活在神的恩典當中,認為殉教者正是支持新教對抗羅馬的最佳例證。堅信是神所挑選的少數,被神呼召要來宣揚神的言語,給那些與神的旨意相敵對的人聽。

British Israelism
BI宣稱所有聯合王國的人,美國人、及所有的白人都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後裔。他們建構了一套歷史敘述,指出伊利莎白女皇二世的世系可以追塑到詹姆士一世,以及愛爾蘭王費格司大帝(Fergus Great),再追溯到Eochaid Tamar-Tephi,從而追溯到大衛王。
1.
提供英國人統治愛爾蘭的正當性。
2.
解釋為何南愛爾蘭人和英國人天生的仇視,為何阿司特、蘇格蘭人到了美國能夠使自己和猶太人相結合,

   而愛爾蘭人在美國卻形成了明顯有別於他人的族群。
3.
暗示了,後來英國人對愛爾蘭的蓋爾人所發動的侵略行動,只是重新奪回他們的居住地。

The Cruthin
1.
挑戰了愛爾蘭民族主義所稱的,愛爾蘭的古文化是蓋爾文化。被視為蓋爾人民族英雄的Cuchulainn(他被

   認為帶領愛爾蘭人獨立建國)在 Adamson的文本中,卻被賦予帶領阿司特人對抗蓋爾人的侵略。這說明,
   來自蘇格蘭的人(至少)有著和蓋爾人一樣居住在愛爾蘭的權力。
2.
他使聖派翠克(St. Patrick)適當的成為Cruthin。而派翠克正好明確的區分了愛爾人和愛爾蘭原始居民,

   指Cruthin, Ulaid。証明蓋爾人不是愛爾蘭最早的居民,而Cruthin的責任就是擴散。藉由宣稱Cruthin起源降低
   了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繼承權,並指出Cruthin有責任宣揚基督教。
3.Adamson
指出,今日阿司特人是CruthinPicts的後裔,不是Gael的後裔。也因此當17世紀來自蘇格蘭低地的

   人進入愛爾蘭時,他們只是回來拿回他們對這土地的繼承權。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最強而有力的歷史宣稱就
   是指出,愛爾蘭人是被侵略者,蘇格蘭農人是侵略者,但是Adamson的主張,成功的將蘇格蘭人從侵略者
   換成奪回應有權力者。

結論

Buckley
認為並非所有和新教族群認同有關的歷史都指向「修辭性功能」。許多的新教歷史更有效的提供行動者採取行動時的戰略原則,或是做為忠誠的表現。阿司特新教的歷史提供了認同的理解概念,這個概念超越了愛爾蘭的多元本質之上。這些帶有修辭性色彩的歷史,證明阿司特新教徒渴望成為一個整體,並且賦予他們一個似乎是「命定的」認同概念,反映了「聯合黨人」支持愛爾蘭與英國統一。

討論
1.Buckley
所主張歷史是「行動的憲章」(charter for action),和Sahlins所主張「神話-實踐」(Mytho-Praxis,

   Sahlins, 1985)都提到人們會從過去曾發生的事件中,跟隨先人的腳步處理當下的事物。Buckley著眼於歷史
   的工具性目的,人們藉由歷史事件使自己的行為合理化;Sahlins指出夏威夷土著的神話式歷史思維,企圖
   調和結構與事件二者的對立性,這是一種不自覺的歷史意識。
2.
沈松僑在〈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一文中認為,清末民初各種黃帝論述背後都有

   實際的政治效用,與本文所提出的觀點:族群的歷史都是為了某種政治立場而服務的,有一致的看法。當
   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紛紛從事「歷史是被建構的」研究趨向,反映了什麼樣的學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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