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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01 / 16 中國帝國與邊疆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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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2-21 15:32:07 |顯示全部樓層
報告:游秋玫、蔡偉傑
編輯:蔡偉傑

二編:陳志旗 2012/02

Giersch, C. Patterson
2006 Ambiguity of the "Barbarian” In Asian Borderlands: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YunnanFrontier. Pp.64-96.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uman nature of barbarians:
作者在文中首先問一個重要的問題:「蠻夷跟我們有相同的人性嗎?」他認為,看待清廷對外族的政策,不能忽略他們本身是滿人的背景。因此,在清代,「人性」爭議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因為如果人性不是普世皆同的,那麼中國人與蠻夷間的界線將會被確定而難以改變,而連帶影響到清朝政權的合法性。如顧炎武(1613-1682)就認為,沒有什麼可以教化蠻夷,使之變得文明。又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 determinism)也表現出相類的論點,環境決定論認為漢人是中國在中國獨特的地理氣候下所產生的產物,而蠻夷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中,其習慣自然與漢人有別。以上的這些說法,被視為是反清且具煽動性的言論。有些邊疆的行政官員受到以上兩種觀念的影響,如17世紀的一些派駐在台灣的官員,不將台灣原住民視為人類。然而,1720年代,在清廷的壓力之下,這種觀念有了一些轉變。雍正時,認為蠻夷能經由帝國教化而變得文明的概念,在官員間日益興盛,而帝王也強調一種普世的人性,並將邊疆的蠻夷視為是自己的臣民。

Investigation “barbarians”:
邊疆官員認識蠻夷的三種材料:旅行文學(travel writing)、地方縣志(gazetteers)以及插畫冊頁(illustrated album),其中旅行文學深受17世紀興起的旅行文化影響。精英旅遊者,希望藉著旅遊,能搜集到新的知識。而這些旅行作家除了眼見為憑的敘述之外,亦引用了許多前人的文獻。縣志紀錄了行政區中地理、文化、軍事、經濟以及社會各種資訊,對於身為外來者的地方官員來說,縣志可以作為一種統治的工具。縣志編纂者的資料來源包括舊的縣志、旅行紀錄,以及自邊疆地區巡視歸來的官員的報告。插圖畫冊,以苗蠻圖冊為代表,本是作為一種地方行政上的輔助,到後來則變成一種文人蒐集的品項。畫冊中的資訊來源,部分汲取自縣志,不一定畫家直接觀察蠻夷而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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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清朝版圖的擴張,使得一些民族誌學者得以進入一些非漢人的社會。同時代的旅行者及官員開始強調「直接觀察」邊疆地區的人民,以蒐集資訊。他們重視經驗主義,而清代的經驗主義,因為受到考證學的影響,不僅重視第一手的直接觀察也強調文獻的蒐集及研讀。在這樣的背景下,清代的民族誌表現的是一種「編纂的累積性知識」(codified cumulative Knowledge),這也是何以畫家在描繪蠻夷時,轉而依賴想像和慣例,致使作品受到藝術傳統的影響。藉由直接的觀察和對文獻的掌握,清代的民族誌學者創造了一個評價蠻夷的智識框架,並形塑出邊疆政策。

Images of “barbarians”:
在清代,所有的蠻夷並非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野蠻的未開化的蠻夷與較接近文明的人並存在同一個光譜之上,越遠離帝國中心的人,被視為越野蠻。而所謂的「文明」(civilization),則是菁英經由物質文化、習俗、道德與知識等標準來判定,匱乏性的描述(description by deficiency)成為了民族誌描繪的一種主要模式。其中判斷的摽準包括「衣物」(野蠻與文明的重要區別)、「一般技術」(形塑中國人生活的重要技術:如灌溉、冶煉、耕織、寫中國字)、「禮儀」(婚禮、喪禮、祖先祭祀等)。在清代官員對雲南蠻夷的分類當中,我們看到的與其說是他們對當地社會的解釋或描述,毋寧說是更多的反映了清人自身的意識與想法。作者討論了1574年、1736年及1835年的雲南縣志(尤其是「擺夷」族的描述),分析其中的發展與變化:
1574年雲南縣志:以其中一卷探討蠻夷。「車里」(西雙版納)尚未納入版圖。西雙版納的土官列入附錄(該處亦羅列緬甸和其他東南亞的土官),顯示這些區域仍被視為是遙遠、且未完全在明的管轄之下。
1736年雲南縣志:在縣志的地圖中,明確的將西雙版納納入版圖中。其中對擺夷的描述很大部分抄自1574年縣志,但也包括一些新的資訊,如擺夷如何歸屬至清的行政版圖之下,並解釋擺夷的文化、經濟以及天性等,如描述擺夷男女的服飾(戴黑帽,穿窄袖白長袍)和當地的傳說的內容。
1835年雲南縣志:以其中六卷討論當地土官(包括職官制),此六卷依賴大量的歷史文獻,從司馬遷的史記、元、明的歷史,作者意圖創造一個從古至今,由土官領地合併至帝國的完整敘述。書中幾乎不談當替土官的合法性,及他們(特別是傣)與東南亞政權的聯繫,而是一再鼓吹清在雲南邊疆的統治如何遠勝其他朝代。

1835
年雲南縣志與皇清職貢圖的比較:
1835
年雲南縣志的編纂者,十分推崇「直接觀察」的概念,該書有意識的模仿《皇清職貢圖》的形式,描繪夷人男女,但內容與目的有所不同。1985年縣志結合第一手觀察和舊材料,將未朝貢的民族亦編列在其中,因此,種類比《皇清職貢圖》來得更多。對於西南蠻夷的識別與分類,1835年縣志達到以往未有的高度。
《皇清職貢圖》圖文,顯示出擺夷雖然鄰近緬甸,但仍在清朝的管轄範圍之下。因此圖中的男女被描繪成具有良好身段(比例勻稱)、親切的面容,並且穿著鞋履。
1835
年縣志則描繪擺夷女子裸足,強調她們偏離中國規範。這從縣志中寫明擺擺夷與外國貿易,書寫緬甸與,以及種種與中國儒家道德不同的行為(如婚前性行為)的描述,可以一窺一二。
1835
年縣志《水擺夷》圖:顯現清如何以描繪蠻夷合理化征服的合法性。
在歐洲與清帝國,蠻夷女子通常被描繪成性征服的象徵,而蠻夷男子則被表現成柔弱而女性化。清代的文獻中紀錄,水擺夷的男女可以長年在水中洗浴。水擺夷圖中,會在觀者心中留下裸露與柔弱的印象。就如同1835縣志中的文字:水擺夷柔弱,居住在水邊的敘述一樣。而水擺夷背離儒家道德,男女亂交的風俗,也成為他應該受到帝國統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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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觀點下的帝制中國:
中文文本保存了清朝描述蠻夷的觀點,而用傣文寫成的編年史則提出另一種觀點。傣族的編年史家有自己的用語,例如在提及清朝皇帝時稱tsau faa vawng,意為天主王(LordSky King)。而稱中國Muong HawHaw,稱雲南府(昆明)為Muong Sae,稱大理為MuongTali,稱普洱為Muong Maen
傣族很看重與清朝的關係,這從其編年史中可以看出端倪。例如西雙版納的編年史家稱呼其統治者為tsau svaen vii faa,其中svaen vii就是中文宣慰的音譯。而宣慰使是中國賜給當地領袖的官名。
18
19世紀,西南地區的傣族土邦面對來自北方中國以及南方緬甸的軍政壓力。14世紀時,虛構的傣族首領抗明失敗的史事成為地方的歷史記憶。這告誡了後人不要與中國作對。
中國需要傣族首領協助維持地方秩序,而18世紀的傣族首領也基於這個理由與中國聯盟。傣族土邦必須在中緬兩大強權之間擇一歸順,否則無法生存。例如在《泐史》中,編年史家就記載了西雙版納的首領在16世紀中葉爭取中國對其統治地位的認同。他們稱中國為父,緬甸為母,而西雙版納為子。其政治隱喻則是西雙版納成為中緬兩大宗主國的保護國。

和解政策:
1730
1750年間,鑲黃旗漢軍旗人張允隨在清朝雲南統治施行和解政策上扮演重要角色。他曾任雲南巡撫與雲貴總督,清楚和解政策的重要性,但必要時也不惜動武。他是「以夷捕夷」和「以夷制夷」政策的奉行者,並且將此政策制度化。而清朝也從認可雲南的地方階序中獲取權力。
但張允隨的作法在清廷內部也有雜音。例如山東御史張漢就反對和解政策。認為蠻夷本性殘暴,無法合作,應派軍隊征討,設官治理。而張允隨認為蠻夷本性雖然殘暴,但可在王道與人性下被教化,且駐軍邊疆花費太高。最後乾隆皇帝與兵部支持張允隨的作法。基本上乾隆初年是支持和解政策的。
同樣的,西雙版納內部也有反對與清朝合作者。但是這些反對者後來都遭到剷除。因此清朝與西雙版納雙方都有和解的動機,但也一直要面對挑戰。

勐連與清帝國

勐連方面的記載提供了清朝以外的第二種觀點。
1.
勐連每年納稅六百兩(鄂爾泰與Tsau Paiding
2.Tsau Palie
攝政遭暗殺事件
   張允隨採用傣族風俗令地方貴族宣誓效忠Tsau Paichun。但張允隨等清朝官員有時候也會誤解傣族文

   化。基本上傣族向清朝求助是需要聯盟來擊敗對手,而不代表其合法性是來自於清朝的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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