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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06 / 25 考古學與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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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2-21 16:32:07 |顯示全部樓層
報告:吳培華
編輯:蔡偉傑

二編:陳志旗 2012/02

Trigger, Bruce G.
1995 Romanticism, Nationalism, and Archaeology. In Nationalism,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Philip L. Kohl and Clare Fawcett,eds. Pp.263-2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Bruce G. Trigger
加拿大考古學家
June 18, 1937 - December 1, 2006

支配歐洲哲學思想超過兩百年的普遍二分法,一邊是理性主義、普遍主義、實證主義,另一邊則是浪漫主義、獨特主義、唯心主義。這些思想起源於法國的自由主義,接著又受到德國的影響。民族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在考古學上稱為後過程學派),都是浪漫主義這一邊的產物。

一、考古學,唯心主義,相對主義
考古學中的後過程學派主張,所有對於訊息的解構都是一種再建構的過程,所有的事實都是主觀性的,這使得相對主義成為他們的中心思想,許多後過程學派考古學家認為知識和信仰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同,科學與魔法及宗教信仰之間也沒有什麼差異。例如ShanksTilley等考古學家便說,政治是他們研究的唯一目的。
從相對主義的觀點,就沒有所謂的政治或知識菁英份子,也沒有所謂菁英的解釋,任何考古的解釋都具有正當性。
如同過程學派過度強調實證主義與生態決定論,以致於把人類的認知當成像機械反應一樣,後過程學派則是過度浪漫主義與唯心主義。
考古學家Gordon Childe主張,人類適應的並不是真實的世界,而是他們想像中的世界。Gordon Childe接受唯心主義的觀點,認為人類的認知反映了不同社會群體的文化傳統脈絡。例如19世界英國的兩院制國會與君主制度,不能只以19世紀的資本主義來解釋,而必須將其視為長久以來逐步形成,只是在19世紀因為新的社會與經濟現實而被有效的修改。同時,Gordon Childe認為,只有在想像世界與真實世界一致時,文化系統才能存活下來。觀念受到人們實際需要之檢驗。當一個人碰到一面石牆而停下來時,不只是因為經驗或觀念告訴他們可能會撞到牆而受傷,也因為他們實際上看到一面牆在他們面前。Gordon Childe的立場破除實證主義與唯心主義的二分法。他並不是去區分觀念與可觀察的實際世界之間的關係,而是避免偏向生態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的任何一方,將文化傳統視為同時的存在:1.文化傳統是人類複製自然環境的工具。2.文化傳統會抑制變遷。3.個人或團體為了因應環境改變,文化傳統也會跟著改變。
文化傳統與個人行動之間的關係,仍然是社會科學所爭論的議題。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個別文化傳統所衍生出來的觀念,引導著人類的行為。Childe也認為,當傳統知識不足以引導人類的行為時,命運便會產生改變。最極端的例子是,人類的觀念限制他們對環境改變的反應,使的他們被另一群擁有不同觀念的人取代。Childe的看法符合某些民族主義者的看法。
另一個形塑考古學思想的二分法是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政治、經濟、學術等因素均可能限制考古學家對於資料的解釋。例如藝術史學家Barry Lord發現,贊助者對藝術風格的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內部因素則如考古學家個人對過去的認識,或是考古學家所用來發掘與解釋考古證據的技術。

二、從歷史觀點來看考古學與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只是眾多影響考古學的政治力量之一,而且是相對比較晚近的一個力量。民族主義外表看起來顯得古老,是因為在某些超過千年的例子中,結合了民族的刻板印象。在人類的歷史中,皇室成員與族群藉由宣稱他們是神祇或光榮過去的後代來鞏固自身的威望。在中世紀,皇室成員宣稱自己是聖經中的人物或是希臘羅馬神話中人物的後代。文藝復興時代之後,學者開始懷疑這些宣稱,並轉而注意古老的建築與藝術品作為歷史資訊來源,因而歐洲的王室開始推廣古文物的研究來作為政治與軍事的競爭。英國的都鐸王朝,則是藉由推崇備受爭議的文藝復興學者Polydore Vergil來顯示王朝的威望,即便Polydore Vergil的研究推翻了都鐸王朝中世紀所宣稱的歷史。
通常,文藝復興學者的目的並非民族主義,而是將古物學作為合法化政治變遷的工具,作法則是為這個變遷的合法性提供先例。相較於北義大利的封建制度,民主與君主政體,被證明符合在羅馬帝國衰落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政治組織形式。同樣的,開始於17世紀末,強調歷史與古物學研究的日本國學運動,到了19世紀末,扮演推翻德川幕府封建制度,恢復天皇統治的角色。在印度,殖民時代以前的學者對歷史與古物學並不感興趣,當阿拉伯文化強烈的宣傳一神論歷史研究,並指稱一神論之前的時期為黑暗時代,有效的阻止學者對古物學的研究。
在西歐,民族主義是經濟和社會變遷過程的產物,將主權賦予整個國家而不是統治者和他的家族。在法國,主權在民的觀點是在啟蒙運動的發展脈絡下形成的,並導致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啟蒙運動設想所有的人類都是進步的潛在受益者。法國共和政體企圖將他們認為更好的新的生活方式推廣給他們的鄰居。相反的,贊成拿破崙入侵埃及的法國大革命領導人,長久以來認為埃及是古老智慧的來源。他們也相信,社會和法律改革,特別是財產的改革,將使現代的埃及人和西歐人一樣享受到改革帶來的好處。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家對自己的文化和政治成就之讚賞是相當民族中心主義的,但他們也相信世界上所有人類都有分享啟蒙運動所帶來的進步的能力。
19
世紀初開始,科學的考古學取代器物導向的古物學,反映了啟蒙運動的普遍發展。當考古學一開始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蘇格蘭、瑞士等地發展時,考古學並不需要愛國主義作為裝飾品,當時考古學關注的焦點是文化的演化,而非民族的歷史。特別是英國與法國1850年代開始發展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演化考古學主要目的是要將人類成就的證據回溯到他們最早與最簡單的起源,進而證實啟蒙思想所推測的歷史架構。當達爾文演化論開啟了關於人類生物起源的新觀點時,考古學對於人類起源的研究工作獲得更大的急迫性與重要性。演化考古學的科學研究幫助我們瞭解人類的生物起源、文化起源、以及人類的本質。
19世紀,伴隨殖民擴張而來的種族主義,侵蝕了所有人都能分享人類進步能力的信念,而演化考古學助長了這種趨勢。當歐洲人開始殖民並剝削世界上其他地區時,西歐的中產階級開始懷疑所有人都能因科技進步而受益的信念。達爾文演化論被用來貶低原住民的發展能力,因為相較於歐洲人他們顯的太落後,為種族主義的偏見提供合理化的藉口。以John Lubbock為首的考古學家,以種族主義的觀點,將某些考古學證據解釋為,擁有幾千年生物演化歷史的歐洲人擁有文化進步的能力,而在美洲、非洲、澳洲、太平洋等地被取代的原住民,則沒有進步的能力。歐洲人剝削跟取代這些原住民被認為是幫助了整個人類物種的演化。
當民族主義在1860年代開始愈來愈被重視時,它開始扮演形塑考古學研究的角色。在西歐,工業化的結果產生愈來愈多的階級衝突,導致工會制度的誕生,人們要求政治改變、更多的選舉權、受教育的機會,引發國際性宣揚工人階級團結的社會運動。為了對抗民族主義新趨勢,傳統勢力企圖強調民族歷史與生物單一性以指責民族之間社會與經濟互相對立問題。浪漫主義傾向於西歐知識份子的號召,對於他們的民族國家感到自豪,並且認為他們的歷史、文化、生物遺產,比起那些造成社會問題的對立階級來說是更重要的。19世紀末,東歐民族主義意識高漲,各民族的菁英份子尋求從奧國和土耳其兩大帝國的統治下爭取獨立。在這些國家之中,社會理論家尋求歌頌他們民族文化的真實性,以強調他們的民族起源。因為受到浪漫主義的影響多過於啟蒙運動自由主義的影響,東歐的民族國家運動強調民族性多過於強調人類的普遍人權。在此同時,民族主義在許多的殖民地與國家蓬勃發展,試圖掙脫歐洲的支配,例如日本與中國。
在民族主義的刺激之下,考古學放縱的大力宣揚演化論,致力於將考古記錄解釋成特定人的歷史。這樣的發展形成了文化史學派考古學。考古文化被定義與辨別為歷史上某些已知人們的史前文化,其發展和移動可由考古學記錄予以追溯。歐洲的考古學家尋求延長他們國家與民族的系譜深度,並且和他們的鄰居比較,以讚揚他們的民族。所採用的方法,通常是去證明某一個特定的族群是某一考古文化的繼承人,接著大力讚揚這個考古文化的成就。一些德國的考古學家強調史前時代德國境內明顯沒有存在德國以外的人種,以證明他們種族的純粹性。他們主張這樣的純粹性使得他們優於那些已經與其他非印歐語系人種混血過的印歐語系同胞。英國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主張,不斷的侵略提供一個選擇的過程,得以創造最優秀的人種與文化。民族主義對於考古學的正面影響在於,它鼓勵考古學家更有系統的去尋找空間上的差異。這些差異通常都被較早的單線演化論考古學家所忽略。
不過文化史學派研究取向在那些與史前文化沒有民族情感的國家也仍然被採用,例如英國。在這些地方,文化史學派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考慮到考古記錄中地理上的差異,以及愈來愈多單線演化論無法解釋的變遷。緩慢但確實地,文化史學派因為其彈性與適應性,而在美國史前原住民文化的研究上受到歡迎。因此,雖然文化史學派考古學根基於民族主義,但並非所有的文化史學派考古學家都以民族主義為目的。
民族主義成分與起源的多樣性,使得受它影響的考古學也同樣具有多樣性,這樣的考古學與政治運動之間的關係更是極其複雜。在世界上,民族主義考古學在內涵、重要性、與政治的關係等各方面均不相同。考古學知識被用來為民族主義服務只在少數政權下實行。最明目張膽的例子是在19301950年代的前蘇聯,斯拉夫的考古學家得到大量政府的資助,來對抗德國所宣稱的史前種族優越性,並且將蘇聯描述為一個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形象,而非多民族的聯邦。德國納粹黨是另一個著名的例子,不過德國考古學家受到的監督似乎沒有蘇聯來的強烈。在1930年代與1940年代初期的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統治者並沒有明確的命令考古學家該如何解釋考古資料,但卻遣散甚至監禁懷疑日本皇室神聖性的考古學家。這種政策執行的結果,是鼓勵考古學家只描述史前文化的發現而不要去解釋它,考古學家Fawcett並認為這種態度持續到今日。Fawcett也主張,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政府鼓勵將考古學的發現用來支持日本民族的單一性,鼓勵研究日本人民的起源與歷史,取代天皇的歷史。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的考古學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初期,考古學被用來加強中國中央王朝歷史的光榮與偉大,有助於促進國家的單一性,只不過這傳統的觀點披上了馬克思主義演化論的外衣。
在其他國家,考古學家的自由度被縮減,並不是因為國家的控制,而是來自於大眾的期待,特別是那些尋求獨立或遭遇重大危機的民族國家。關注於舊約聖經的考古學,鼓勵伊拉克的興起與發展,為伊拉克人提供象徵,例如在Masada的希律王堡壘,扮演伊拉克儀式的主要角色。伊拉克政府對於基督教考古的資助極少,特別是伊斯蘭時期,因為從民族國家的觀點來說對伊拉克不利。在韓國,民族主義提供了一個持續的考古學研究架構,亦即研究特定人的歷史。在印度,雖然一開始由歐洲人發現的考古文化激勵了印度知識份子對過去的自豪,民族主義對考古學的實踐卻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在大多數的歐洲國家,民族主義考古學家大部分是業餘考古學家。這些工作通常吸引右派政治家的支持與贊助。雖然這些支持很重要,但卻通常不持久,因為統治者也許喪失權利或對考古學失去興趣。
對於以民族主義為目的的考古學研究其實也有許多爭論。當蘇聯勢力減弱後,族群之間的衝突升高,特別是在高加索地區,不同的族群都想操縱考古資料。在中國,因為政治情勢的改變以及贊助來源更加多元化,考古學的關注焦點由中央王朝轉移到以各省分為主。在西班牙,考古學家之間對於民族主義考古學所關注的民族,到底是民族國家或是更小的族群而爭論不休。在前南斯拉夫,政治的發展使得考古學關注的焦點在於境內各個不同的族群,但是在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關注的焦點則是國內佔優勢的幾個族群。雖然考古學家注意到西歐考古學多民族觀點的發展,考古學家Lilios認為歐洲的政治和經濟聯合實際上加強了傳統的民族主義觀點。
在非洲,因為去殖民化的結果,民族主義考古學也同樣受到重視。強調Chaikh Anta Diop以及他的追隨者創造了非洲文明,證明西非以至整個非洲大陸土著文化的成就與重要性。而且令人覺得諷刺的是,南非共和國的少數白人領導階級為了追求國際名聲而贊助高品質的考古學研究,得到的結論卻是,荷裔南非人比班圖人更早來到南非的神話被證明是錯誤的。
民族主義對考古學的影響主要在於考古學家提出什麼樣的問題,以及為了支持某一特定立場而去找尋考古學證據。從正面的角度來看,民族主義考古學會去關注演化論或殖民主義考古學不會關心的地方文化問題。從反面的角度來看,民族主義考古學會為了政治目的而曲解考古學記錄,並且忽視重要的整體人類歷史的面向。

民族主義與考古學的客觀性
本書的許多作者都高度批評民族主義取向的考古學,他們認為民族主義考古學有意或無意的扭曲真實的過去,限制考古學家所問的問題,並且人為的決定研究的對象與主題。考古學家Von Falkenhausen指出在中國,完全相同考古文化組合,在不同的省分被辨識為不同的族群所擁有;而差異極大的考古文化組合,卻在單一的省分被辨識為單一的族群所擁有。在東南歐,族群之間的競爭造成了相同的考古文化被相鄰的國家取了不同的名字。考古學家Weigand主張,美國與墨西哥這兩個現代國家的邊界,扭曲了這個地區史前文化的解釋。不同國家的觀點同樣扭曲了在國境線上的原住民在史前時代的關係,例如在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綿長國境線上的原住民(中緬邊境的例子)。

族群認同的主觀性
更基本的批評認為民族主義考古學依賴於對考古記錄錯誤的解釋。我們必須假設在過去,就如同現在一樣,族群性是一個複雜、主觀的現象。它包含了一個自我設定的族群認同,這樣的認同也許會因為某些原因很快的改變(例如台灣原住民由9族變成現在的14族),或是可能與考古記錄中可觀察到的屬性不一致。在過去,考古學家通常利用考古記錄中種族、語言、文化的一致來追溯其族群性,這通常牽涉到相信這三個因素之間微小的變異來自於同一個族群分裂的結果。人類學家長久以來已經知道這些獨立的變數可能有相同或不同的演變軌道。人類學家也觀察到相鄰地區物質文化完全相同的人們,可能會宣稱他們是不同族群或部族,例如美國西南部的Pueblo印地安人或19世紀的Plains印地安人(邵族與漢人的例子)。比較少見的例子是,經濟與物質文化不相同的人們,卻宣稱他們是同一個族群(大陸民族識別之後的少數民族,例如摩梭和納西)。因為族群認同的主觀性,考古學很難在缺乏歷史文字紀錄的狀況下追溯族群性。另一個追溯族群性的難題,是很難去將史前語言與某個考古文化聯繫起來。
這就帶來了KohlTsetskhladze所說的民族主義本質的偏見:相信族群跟他們的文化會以可辨認的形式永遠存在。考古學家Sarah Nelson就認為韓國考古學家將韓國的民族認同回溯到史前時代是不太可靠的。日本的考古學家同樣相信他們的民族歷史有著久遠的連續性與同質性。考古學家Timothy Kaiser告訴我們,這種本質的偏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東南歐洲,被蘇聯的考古學家將人類歷史視為在各地平行發展的堅持所強化。
ChildeDawnof European Civilization(1925)發表並被認為是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之作時,Childe很快的回應說,他試圖使用考古資料來決定印歐語系民族起源地的目標是沒辦法達到的。他也認為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尋求在考古記錄中追溯族群的歷史並建立族群認同,這樣的研究取向排除了許多關於史前時代社會文化發展的有趣問題。Childe將文化史學派考古學描述為政治史的相等物,不過,如同1920年代更創新的歷史學家,他相信這對於超越政治議題,並研究社會史與經濟史來說是必要的。無疑地,他將會歡迎接下來大受歡迎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1920年代開始,考古學家開始致力於研究史前時代的生計模式、技術、貿易、社會組織與政治組織。他們也開始探討人類行為與文化變遷跨文化的一致性,到什麼程度文化可以作為適應系統,人口增加如何帶來文化變遷,相鄰的文化如何彼此影響。最近,考古學家仍然喜歡研究比較博學的議題,例如物質文化與社會行為的關係,宗教信仰如何引導人類行為,實證主義與唯心主義兩者在解釋人類行為時的相對價值。這些發展,將考古學帶入社會科學主流論述之中,脫離了帶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文化史學派考古學。考古學家同時也發展出新的技術來研究人類行為,並且受益於物理學與生物科學的進展。
Childe
特別注重新技術的發展,社會組織的發展,相鄰地區的文化如何彼此影響,希望能克服文化史學派盲目的愛國心之限制。因為接下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統治的力量日益強大,他開始擔心文化史學派倡導人類集體財富的危險,特別是這種集體財富結合了種族主義與激進的民族主義。
極端的相對主義者認為,所有的考古解釋都是主觀的創造,幾乎不受考古證據的限制。他們假設過去考古學錯誤的例子,例如北美洲原始印地安人的神話,或是將南非辛巴威史前石器遺跡歸屬於閃語族殖民者所有,現代對我們來說都是明顯錯誤的,只是因為這些例子年代上久遠,並且我們也不再相信這些例子背後的基本前提。也許,這些過度注重民族主義的考古學的出現,不只是因為考古學家相信社會決定論,也因為考古學的知識和資料因為宣傳的目的而被故意的忽略與扭曲。KohlTsetskhladze指出這些過程目前正在高加索地區上演中。長久以來我認為美國印地安人負面的刻板印象阻礙了考古學的發展,影響解釋考古學記錄的客觀性。還好隨著考古證據的增加,顯示這種對美洲史前文化靜態的歷史觀是站不住腳的。
Trigger
並不認為考古學的解釋可以脫離社會與政治的背景,但他認為,隨著考古學的發展,考古學所獲得愈來愈多的資料與方法,得以約束考古學家的想像。這些發展使得考古學家得以挑戰前人的解釋。就如同Anthony指出的,對於過去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從許多不同的面向來思考,運用不同的資料與不同的分析技巧。這些不同的研究取向使得考古學的客觀性可以得到進一步的保證。
考古學家聲稱在新證據與新考古分析技術方法之下,是沒有辦法是做出虛假的考古解釋的,也因此證明傑出考古學家的學術霸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只要擁有這些技術與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出重要的考古解釋。實際上,學術霸權的不能持續,某部分原因來自於考古學大師們誰也不服誰的理論。不過除去那些愚蠢的事與偏見,考古學史顯示,對於過去的理解因為考古資料不斷的增加而持續的改變。考古學對於過去人類發展的了解,有助於現在的人類對自己的了解,因而也對社會發展有所幫助。
相對主義、主觀主義、唯心主義,在關於人類行為的研究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們與自然的關係是象徵性的,指引我們行為的心智地圖是文化學習之下的產物,並且這個心智地圖公式某種程度上會因為個人經驗的關係而改變。如果實證主義和理性主義將人類行為視為純粹是對外部環境限制的反應是錯誤的看法,激進的相對主義同樣也錯誤的忽視了我們共同的人性。浪漫主義和理性主義都不能壟斷對於考古記錄的解釋。
民族主義雖然在現代因為族群認同的議題而重新被重視,但它只是挑戰人類的其中一個議題。雖然族群性對史前人類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它卻是一個主觀性的概念,考古學家不能期待在沒有相關歷史或民族誌資料的情況下研究它。
即便我們考慮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考古學,民族主義考古學也不能被視為人類遭受苦難的唯一幫兇。例如殖民主義考古學,否定世界上許多地區人類的人權,成為種族主義的共犯。前蘇聯所實行的馬克思主義考古學,造成政治的異化、宰制、剝削、與鎮壓。過程學派考古學,否定個別文化經驗的重要性,貶低當地文化,宣揚一種全球的觀點,成為美國與資本主義利己目標實現的工具。

民族主義與考古學家
考古學家並不能將考古學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以及民族主義對他們而言是個人的事之間的觀點區分開來。因為目前世界上許多地方的犯罪行為都以對其族群忠誠為藉口,不令人驚訝的,民族主義被視為威脅世界和平的力量。試著去了解這種現象是所有社會科學家的責任,而不要只是情緒性的回應。民族主義宣揚的民族團結,在過去250年中扮演了許多不同的角色。因為民族主義的重視人類尊嚴,它幫助提供反抗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壓迫的基礎,並促進政治自由、社會、經濟、與思想發展的主權國家的興起。但是如果沒有理性主義的相抗衡,民族主義時常成為偏執與侵略的藉口。
民族主義也將歷史的重要性視為對抗馬克思演化論架構的最重要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的工人,在歷經民族主義長期的宣傳之後,選擇支持他們國家的政府,而不是如馬克思主義者所預期的那樣,推翻他們的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史達林意識到馬克思主義的薄弱,轉而以民族主義來號召團結對抗德國納粹黨。近幾年來,在蘇聯瓦解與共產主義崩潰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扮演重要了的角色。
民族主義在全球劇烈變遷與充滿不確定性的期間,持續推動族群認同並提供予個人意義,但是,就像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一樣,這是一個向後看的哲學思想。現代世界最強大的力量是跨國經濟,將注意力從創造與跨國公司相應的新政治秩序移開,民族主義符合了這些經濟勢力的利益。另一方面,激進的民族主義份子威脅要破壞跨國公司賴以獲利的不穩定的世界秩序。
民族主義並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影響不同的個人,我們自身的環境與民族主義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決定了我們對於民族主義的態度。因此,考古學家必須體認到他們個人的利益,影響了他們對於考古學和民族主義關係的態度。
當考古學家們通過對於他們的學科在民族主義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批判前,他們必須考慮到他們自身的偏見。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不論考古學家關注的焦點是特定的族群衝突或是目前的世界秩序,沒有什麼可以把對考古學紀錄蓄意扭曲或為政治服務當作正當的藉口。這樣做不只是降低那些考古學家的水準,也降低了考古學家的專業性。本書的作者幫助解答了考古專業與政治責任之間的兩難,他們主張,考古學家可以接受一個貌似真實的且有潛在危險的考古學解釋,同時譴責屈服於政治視力的國家政策。
考古學家也許並不能總是可以分辨出對於考古資料合理或不合理的解釋,但是他們有道德責任盡力去做出合理的解釋,特別是當偏見或不合理的解釋可能被用來合理化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不公正的對待,例如在族群、性別、或種族等方面。藉由揭開對於過去錯誤的解釋,考古學家可以提升他們學科的地位,以及讓考古學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正面力量。雖然民族主義考古學有它的貢獻,但是就如本書大部分文章所指出的,民族主義考古學,不管是在過去與現在,已經成為人類遭受苦難的幫兇。我們必須嚴肅的質疑相對主義者忽視這個問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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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1-18 16:15:01 |顯示全部樓層
顶上去!顶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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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顶的人不多啊,快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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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8-14 04:28:13 |顯示全部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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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9-2 12:04:13 |顯示全部樓層
呵呵,看大家评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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