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夏」認同出現在黃河流域。這個人群，便是以「夷、戎、蠻、夷」為四方邊緣，以「黃帝」或其後裔為想像的共同血緣起始，所凝聚的貴冑集團。經春秋戰國到漢代，原華夏邊緣的吳、越、楚、秦、巴、蜀等國之統治貴冑，都成了「黃帝子孫」，其域中之民，也因「教化」而成為華夏之民。「華夏邊緣」因此向外擴張。 　　由魏晉南北朝以來，許多入於中國或居於邊疆的「五胡」君長，及西南「蠻夷」豪酋家族，皆自稱為黃帝與炎帝之後，「華夏邊緣」因此又有部分擴張。 與此同時進行的是，漢代以來在中國域內及邊緣﹐愈來愈多的家族透過譜系記憶，直接或間接成為「炎黃子孫」─這是社會性的華夏邊緣擴張。 　　此歷史過程﹐終於在明清時期形成許多人群認同､政治歸屬與歷史記憶糾結的模糊「中國邊緣」。尤其是在西南邊疆﹐經常是﹐土司頭人們自稱祖先是「漢人」﹐而視其子民為「蠻子」﹔村落居民自稱為「漢人」﹐而視他家族､他村落人群為「蠻子」。而男人﹐也常擔心外面嫁來的女人帶有「蠻子」血統。如此在各社會階層､地域､兩性人群間﹐人們對我群「歷史」與「文化」的探索､建構､模仿與爭辯﹐也便是推動中國邊緣變遷的微觀社會過程。 　　在十九世紀的亞洲地區﹐挾其國族主義（nationalism）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歐美各殖民帝國之資源與利益競爭漸趨白熱化。此時﹐中國及其傳統之「四裔」地區﹐也成為他們角逐之域。當時中國有識之士﹐不僅驚訝於西方之船堅砲利﹐更訝於其有「民族」（nation）為團結人民之後盾。於是在清末﹐部分中國知識分子謀籌之救亡圖存大計﹐便是造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 或稱國族國家）﹐以喚起同胞感情﹐團結一致以保種救國。由於在民族國家概念下﹐模糊的族群邊緣（pherapharies）為國族邊界（boundaries）所取代﹔中國必須在放棄「邊緣」予英､俄､法等國﹐或將「邊緣」納入國家邊界內﹐二者間作一選擇。於是在經過一番爭論後﹐此國族建構藍圖﹐確定為合「漢族」與「四裔少數民族」的「中華民族」。同時﹐「炎黃」也被建構為所有中國人的始祖。 　　這個近代過程﹐將傳統「蠻夷」變為「少數民族」的過程﹐不只是由上述之政治角力所決定﹐也涉及許多在學術研究外衣下﹐人們對「歷史」與「文化」的探索､建構､學習與爭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