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南與南方﹐由於長期歷史過程﹐成為中國民族建構中最模糊而待釐清的一個「國族邊緣」。因此﹐許多中國早期民族研究者的調查研究田野﹐都集中在中國西南與南方地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西南民族調查﹐便是其中調查範圍最廣﹐規模最大﹐沿續時間最長的一個民族調查行動。 　　歷史語言研究所在籌備階段﹐曾寄於中山大學內。當時便計劃由籌備處與中山大學合聘之俄籍民族學教授史祿國﹐率中山大學語言歷 史研究所助理員楊成志﹐及中央研究院特約編輯員容肇祖等人﹐往雲南作民族､民俗與體質學調查。當時股匪橫行﹐交通險阻﹐因而最後只有楊成志進入川滇交界之「獨立盧鹿」區進行調查。在一年多的時間中﹐他走過四百多公里﹐道經兩百餘村落﹐調查今之彝族語言､社會與文化。楊成志後來留學法國﹐返國後在中山大學任教﹐為中國東南一系人類學之奠基者。 　　直接由歷史語言研究所成員進行的田野考察﹐應始於助理員黎光明的川康邊境之行。黎曾在東南大學就讀﹐後因加入國民黨﹐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民國十七年七月立所﹐同月史祿國等人自廣州出發﹐黎光明則於八月由上海啟行。由此可見﹐歷史語言研究所幾乎在一成立﹐便開始了它的中國邊疆探索。黎與朋友王元輝等﹐於 1928 年底由成都出發﹐往岷江上游之川康邊境去。在歷時約半年的調查旅程中﹐他們走過汶川､茂縣､松潘､黃勝關､彰臘等地。在他們交給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川康民俗調查報告》中﹐對於當地羌民､土民､猼猓子､西番等之生活與宗教習俗﹐都有生動的描述。黎光明在結束此行後﹐不久即離開史語所。 　　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西南邊疆民族田野調查﹐在凌純聲､芮逸夫､陶雲逵､馬學良等先生加入後﹐才有較具規模與計劃的開展。1933 年﹐凌純聲､芮逸夫､勇士衡等赴湖南乾城､鳳凰､永綏一帶調查湘西苗族。1934 年﹐他們又到浙江白門､麗水､青田一帶作畬民調查。 　　1934 歷史語言研究所與雲南省政府合作﹐進行雲南省內的民族調查。於是凌純聲､陶雲奎､勇士衡等人前往雲南﹐次年芮逸夫加入此雲南少數民族考察團行列。他們分為二路﹐分別由凌純聲與陶雲奎率領進行調查。在 1934 至 1937 年之間﹐史語所民族調查者的足跡﹐遍及雲南的大理､保山､騰沖､耿馬､班洪､孟連､蒙自等地﹔他們調查與曾接觸的族群﹐以當時所使用的名稱來說﹐包括擺夷､麼些､､ 黑､卡佤､阿佤､僳､拉祜､佧喇､戶漢､古宗等三十餘種。這期間﹐又由於史語所調查人員熟悉邊務﹐曾受國民政府外交部之邀﹐參與協助中英滇緬勘界。 　　1939 至 1940 年間﹐芮逸夫又到貴州大定､花溪､青岩､貴陽､貴定､安順､鎮寧等地進行貴州苗族調查。1941 年芮逸夫與凌純聲至川西的馬爾康､汶川､小金､松潘､康定等地﹐作有關「西番」與羌族考察。1942 至 1943 年﹐芮逸夫又到川南威信､敘永等地﹐進行川南苗族考察。 　　這個民族調查行動﹐行程穿越許多當時政府力量所不及之地。調查人員沿途必須受各級政府與軍方派兵保護。即使如此﹐當時這些地方由於鴉片種植買賣﹐各路軍閥､股匪､幫派毒梟混戰不已。加上沿途高山縱谷﹐土石崩流﹐交通橫阻﹔調查者遇山雇馬､逢水行舟﹐所經歷之艱辛與危險實難想像。 　　雖然在這一段時期研究著作成果不豐﹐但這也反映當時歷史語言研究所領導者之策略--由傅斯年與黎光明､容肇祖､芮逸夫等人的往來信件﹐皆可知當時的策略是蒐集材料重於研究。此也說明了為何他們的田野分佈極廣﹐相對的﹐在一地的停留皆不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當時學術草萊初闢﹐又遭戰亂﹐國力艱難﹐但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民族調查者所使用的﹐卻是當時國際最先進的各種研究器材與測量､攝影設備。這也顯示當時國家對此的重視﹐以及學者對「科學的」人文學之信賴與仰望。 　　在歷時二十餘年的西南邊疆少數民族考察中﹐史語所研究人員共蒐集了民族文物 1100 餘件﹐各少數民族文書 800 餘種﹐田野照片約 8000 張﹐並留下許多語言､民俗､體質測量等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