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西南地區﹐地形錯綜複雜﹐環境型態多元﹐生活在此的人群也分為許多「族群」﹐分享並壟斷各個區域資源。在各生態區中﹐人們利用各種生計手段以獲取生活資源﹐並透過各層次的市場機能與外界交易有無。因而各個族群在生計上有區分､合作﹐也有競爭。 　　以生計來說﹐絕大多數的中國西南各族群﹐都以農業為主要生業﹐漁獵､畜牧多只居於輔助性地位。因應多元環境﹐農業在本地也有多元形態﹔低平壩區與坡地梯田種水稻﹐高地壩子種小麥﹐山地種玉米､馬鈴薯﹐高寒的山區種青稞､蕎麥等等。畜養家畜則以羊最為普遍。山野之地﹐在許多西南民族之經濟生態中尤為重要。山野森林可放羊﹐採菌菇﹐打獵﹐採藥材﹐並為人們提供燃料薪材與建築木料。在 1960 年代三年饑荒時﹐許多有山林野地的少數民族﹐比鄰近漢族農民容易逃過飢荒劫難。 在 1980 年代改革開放之初﹐由於生產力的釋放﹐許多有能力的少數民族家庭﹐也從山林野地的利用獲得許多額外收入。 　　在許多「原始民族」或「少數民族」文物展示中﹐漁獵工具都是主要展示品﹐即使農業是該人群的主要生計手段。這是由於﹐對「他者」之落後民族刻板印象﹐使得文物蒐集者與展出安排者只注意蒐集土著的漁獵工具﹐而對於習見的農業生產工具缺乏興趣。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早期蒐集也不例外﹔在西南民族生產工具這一部分﹐所藏多為漁獵工具。在許多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西南民族調查報告中﹐我們也可以查覺﹐調查者有意發掘､找尋一些「非漢的」､「炫麗的」､「神秘的」與「原始的」文化因素﹐而對其它視若無睹。 　　無論在那種環境或經濟生態中﹐人類都是聚群而居。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因生計與地理環境不同﹐人群聚落有不同的形式。有高山村寨､丘陵村寨､盆地村落﹐與河岸台地村落等。在人口密集的高平壩子上﹐一個村子可能聚集上千戶人。在高山地區﹐三､五戶人的村子也不少見。在資源匱乏的高山縱谷地區﹐聚落多建在便於防守的山頂或半山腰上﹐且房屋聚集如城壘﹔這一類的村子﹐漢人通常稱之為「寨子」。 　　山地丘陵村寨的海拔高度﹐一般略低於高山村寨﹔如雲南佤族村寨大多分布在海拔 1000-1500 公尺的山區。過去由於有相互獵頭的習俗﹐因此佤族村寨常由一層層刺藤､壕溝嚴密保護。湖南南部的苗族﹐生活在多溪河的環境中﹐因此傳統上便喜歡沿河建村寨﹔中國古書中曾稱本地人群為「溪蠻」。在雲貴高原地區﹐山間廣大的盆地漢語稱之為「壩子」。能夠佔居壩子的族群﹐在當地多為較強勢的族群﹐如傣族﹐或相當漢化的族群﹐如白族等。無論如何﹐村寨位置的選擇﹐需兼顧多方面的需要。如彝族詩歌《勒俄特依》中﹐所表達的理想建寨地點是：   「寨後有山能放牧﹐寨前有壩能栽穀﹐寨上有坪能賽馬﹐又有沼澤地帶放豬處。」 　　各個西南人群﹐並不是孤立在聚落與本族群之中。過去﹐在同一區域從事各種生計的人群﹐常在「街子」上交換產品及各種訊息。「街子」也就是市集﹔有定期的﹐也有永久性的。在族群複雜的西南地區﹐「街子」也是各族群貿易與交往的場合。在街子上﹐藉著女人的服飾﹐大家都能辨別這些人所來自的區域與其族屬﹐也因此知道其生產､出售的物品。高山與平壩有不同的生產﹔有些族群長於製刀﹐有些長於製竹器與漆器﹔大小梁山的獵犬﹐也頗受人喜愛。西南地區氣候宜於竹科植物生長﹐因取材容易﹐許多生活用具皆為竹製品。在許多族群中﹐由家屋到室內之一筷一盤﹐由初生兒所睡的搖籃至於為死者送葬之竹旛﹐皆以竹為之。因此「竹」在許多西南族群中都有深刻的文化意涵。 　　城鎮是一地區的行政､商業與文化中心﹐也是村落居民接觸更廣大世界的場所。不過在許多地區﹐從前城鎮中並無「蠻子」（當時漢人對非漢人的稱法）居住﹔若非不得已﹐被視為「蠻子」者也不願進城﹐以免遭到辱罵。如今在許多西南少數民族區的城鎮中﹐雖然漢族人口仍佔多數﹐但在民族自治政策下﹐這些城鎮已成為少數民族之行政與文化中心﹔無論漢與少數民族﹐皆以本地的少數民族文化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