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寨網----中國西南少數民族

　　關於這個族群簡介，若是要重複說著苗族的人口與地理分佈，語言與支系，卻連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將分佈廣大、人口眾多、語言分歧、文化迥異的人群，全都當他們是苗族，著實令我下起筆來十分不安。當我們如此斬釘截鐵的宣稱苗族的歷史、語言、人口與地理分佈為何，社會文化、宗教生活與民俗節慶如何如何時，可能我們該想一想，是不是真有那麼一個「苗族」，如我們所描述的一般。或許，我們關心的是那個被我們所書寫的「苗族」，而不是那些生活在中國西南被稱之為「苗」的人群。

　　金庸小說那位美麗漂亮的藍鳳凰，敢愛敢恨，時而溫柔體貼善解人意，時而心很手辣濫殺無辜，這個亦正亦邪的角色，恐怕是許多人對苗，最初的印象。許多朋友，一聽說我研究的是苗族，肯定要針對「他們會不會下蠱？」這個問題來徵詢我的專業意見，當聽說我曾在雲南的苗族村寨住了八個月，更是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我有沒有和「蠱」親密接觸的親身體驗。其實我也知道人們關心的是「蠱」而不是「苗」。

　

　和所有人一樣，對苗的第一印象，是苗女與蠱毒的想像。但當我進入田野，生活在雲南屏邊的苗寨中，卻怎麼也無法把苗女和蠱毒聯想在一起，取而代之的是服飾、語言以及各種形式的宗教儀式與風俗習慣。然而，當我讀了描寫其他地區─如：雲南、貴州、湖南、湖北、廣西、海南─苗的文章後，卻更難把我所認識的苗和他們所描述的苗聯想在一起。「誰是苗」這個問題讓我很困擾，而我並不是第一個跟這個問題糾纏不清的人。

　　不論是1949年以前進行科學田野調查或是1956年進行民族識別的民族學家，都和這個問題糾纏不清。

　　「誰是彝」，這個問題也困擾了Harrel很久，他說：假如國家民委可以回答「誰是彝」這個問題，那麼其實真正應該問的問題是「彝如何產生彝的自我認同」﹔假如國家民委的民族識別政策，是依據史達林的四個原則為標準，識別一群人為同一個民族，那麼在1956年民族識別之前，彝就已經自我認同為彝，即使各地有不同語言與風俗，作為一個有統一的自我認同的少數民族─彝族，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在1956年以前，彝的認同是怎麼一回事？彝是如何產生彝的自我認同呢？」

　　原文是：If the Yi already had an identity in 1956, how did they get it? 我以為get it翻譯成「獲得」是有問題的，獲得或取得的說法，好像是在說原來沒有，後來經過某一種方式得到了這樣的認同，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說法將認同嚴重的物化，更是假定認同是外來的東西。我認為將它翻譯成「產生」是比較接近Harrel的意思，強調的是人群內部的通過塑造共同歷史與共同祖先的過程，逐漸形成的自我認同。

，Harrel的回答是：[T]hey have acquired an identity, in scholarly cycle at least, by having a history（Harrel 1995: 66）。

　

　我想Harrell問錯了問題，導致答案只會有一個，如果你不是那麼相信國家民委的說法，就只能選擇從歷史書寫中，去回答這個問題，有趣的是，國家民委裡的民族學家們，最擅長的就是從歷史中去找到中國境內各民族有共同起源的證據，不同的只是前者慣用疑問句，後者慣用肯定句﹔前者選擇懷疑歷史書寫的真實性，後者則選擇相信。如果Harrel想繼續堅持歷史書寫塑造了彝的自我認同這個答案，我想他還得回答「為什麼是歷史」而不是其他，否則就是陷入了現代主義者的危機，套用了「History becomes the reason in modern society」的套套邏輯。況且，對一個極欲認識「彝」也想了解「誰是彝」的讀者，陷入一種兩難，就好像明知道八卦報紙八卦周刊，喜歡用聳動的標題煽情的言詞不足採信，卻又有幾分真實，但是讀者卻陷入該不該選擇相信的兩難。

　　真正的問題是，當一個who或what的問題，變成了how的問題，就是兩個不同問題。「彝是如何產生彝的自我認同」的答案無法回答「誰是彝」這個問題。或許，在討論族群認同之前，Harrel應該面對那個困擾他很久的問題，而不只是在質疑國家民委的說法與官方資料的記載之後，用how的方式來回答who的問題。

　

　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誰是苗」的問題上。「誰是苗」，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不論是官方資料所認定的苗族，或是自稱為Hmong或Mu或Xiong的苗人，還是附近漢人貶抑話語中的苗子，在民族政策的誘導下，已自我認同為中國五十六個少數民族之一的苗族。然而，儘管官方資料中苗族只有一種，中央電視台新年特別節目中表演的苗族歌舞，也只有一種，人大代表中，只有一種苗族代表，「誰是苗」的問題，卻不會因為有了史達林民族組成的四大要素，或是中國政府少數民族政策的統一規定，就可以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識別標準。中國很大，不同地區有不同的風俗文化，這些自我認同為苗族的人群，在城市、在農村﹔在雲南、在貴州、在湖南等等，在不同的地區，依舊維持著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要了解各地各式各樣的的苗族，想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想了很久，決定把地圖打開，用最笨的方法，一處一處的告訴讀者「誰是苗」

　　這麼做所必須冒的風險是：「用自我主觀的判斷，來選擇描述哪些苗的文化特徵，哪些又不描述」。其實，我在做一件1956年民族大調查時，所有民族學家都在做的事。這麼做有兩個理由：其一，每一個研究者大概都會碰到和我一樣的問題，民族大調查的材料不知從何用起，我想這是因為當我們開始回答how的問題時，就離前人所做的研究越來越遠，只有正視前人的問題，也就是who的問題，才可能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超越﹔其二，我並不擔心主觀判斷介入客觀描述的問題，人類學近三十年的發展，已經告訴我們絕對客觀的不可存在，我相信理論的訓練，是訓練一種眼光，讓描述可以更加趨近存在本身。

。遺憾的是，除了滇東南與楚雄州苗族的材料，是取自我自己田野調查的材料與經驗所得之外，其他地區都是從書本上獲得的印象，希望有一天，能走遍每一個有苗的地方。

	不論是1949年以前進行科學田野調查或是1956年進行民族識別的民族學家，都和這個問題糾纏不清。
	原文是：If the Yi already had an identity in 1956, how did they get it? 我以為get it翻譯成「獲得」是有問題的，獲得或取得的說法，好像是在說原來沒有，後來經過某一種方式得到了這樣的認同，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說法將認同嚴重的物化，更是假定認同是外來的東西。我認為將它翻譯成「產生」是比較接近Harrel的意思，強調的是人群內部的通過塑造共同歷史與共同祖先的過程，逐漸形成的自我認同。
	這麼做所必須冒的風險是：「用自我主觀的判斷，來選擇描述哪些苗的文化特徵，哪些又不描述」。其實，我在做一件1956年民族大調查時，所有民族學家都在做的事。這麼做有兩個理由：其一，每一個研究者大概都會碰到和我一樣的問題，民族大調查的材料不知從何用起，我想這是因為當我們開始回答how的問題時，就離前人所做的研究越來越遠，只有正視前人的問題，也就是who的問題，才可能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超越﹔其二，我並不擔心主觀判斷介入客觀描述的問題，人類學近三十年的發展，已經告訴我們絕對客觀的不可存在，我相信理論的訓練，是訓練一種眼光，讓描述可以更加趨近存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