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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以來的「名家?/「白人」可不可以就等同於清初以來的「民家」/「白族」？這個問題還是值得深究的。如果，我們將一些具體的洱海地區大理貴族遺裔的歷史作區域性的比較的話，我們便可以發現歷史境遇不同，會使得其人群認同的差距愈來愈大。特別值得觀察的二個地點分別是騰衝以及姚州二地。騰衝原是大理國時期極西的軍鎮要塞，在明朝統治以後，明朝政府因為以此作為控制更南方的傣人土司的據點，所以軍屯移民數量較別的地方更密集。所以，這裡的軍屯情形是具有深刻的漢人軍屯意識與中央王權控制邊境的政治色彩，騰衝城外的村落中仍有一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姓氏，這些都是與大理國的大姓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他們是大理國統治階層的後裔，也就是「名家」後裔，但是他們位處於極邊之境，很快地便融入了明朝軍屯「漢人」認同範疇之中，他們甚至講究比漢人更為漢人的文雅風俗。
| 方怡潔，《地景、風水與儒商文化:雲南和順僑鄉的民間文化與國家象徵實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所以，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白人，也不是白族。至今騰衝仍被視為是「漢人」為主的城鎮。
另一個特殊的例子還包括了姚州一帶的高氏宗族。高氏長期以來是大理國的相國世家，地位極為崇高。在大理國時期，他們的勢力幾乎遍及大理國統轄下的重要城鎮，包括了大理、姚安、騰衝、永昌、鶴慶、昆明、楚雄等地。同時也因為其勢力遍及整個雲南地區，在歷經了明清統治以後，現今其高氏族人有的被劃作是漢人，也有被劃為是白族，也有因為長期駐守更北的麗江一帶，被劃為納西族。
我們並沒有辦法簡單地就視大理國統治階層後裔，便是今日的「白族」。最戲劇性的時刻，便是明朝統治。明朝當局在雲南地區設置的軍屯以及土司制度，對雲南地區原有的社群分類，尤其是洱海地區的貴族社會來說，產生二種認同上的矛盾與妥協:一是他們必須承認現實政治的國家認同；一是他們本身的身份來源是仰賴傳統的歷史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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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怡潔，《地景、風水與儒商文化 : 雲南和順僑鄉的民間文化與國家象徵實踐》（新竹 :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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