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寨網----中國西南少數民族

　　社會組織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個部分，常被視為少數民族社會內部，為了因應婚姻、法律、生產、習俗，甚至是軍事活動的需要而形成的組織。瑤族傳統上有所謂的「瑤老制」、「寨老制」。不同的瑤族支系也有各自依據不同親屬紐帶所形成的社會組織，例如廣西南丹的白褲瑤有依照父系原則組織的「油鍋制」，廣東連南的排瑤有以姓氏血緣形成的「八排二十四沖」。而廣西金秀地區五個瑤族支系（茶山瑤、花藍瑤、坳瑤、盤瑤、山子瑤），更跨越人群界限共同形成「石牌制度」，用以解決該區域人群彼此之間的各種衝突糾紛。

據研究，石牌現象並非金秀瑤山特有，在其他地區的瑤族社會也存在，黃鈺先生輯點的《瑤族石刻錄》收有廣西、廣東、湖南、貴州等省區的瑤族地區石刻267塊（莫金山2000：14）。

　　但當此一社會被界定為處於一個「落後」的封建階段時，支持與運作這個社會的組織，究竟是維持傳統秩序的有效形式，還是維護階級利益的封建象徵？一九四九年後，金秀地區的五個瑤族支系，在生產關係上被界定為「地主」（茶山瑤、花籃瑤與坳瑤，合稱「長毛瑤」）與「佃農」（盤瑤、山子瑤，合稱「過山瑤」）的階級關係，是封建體制的遺跡。因此維持和支持這個社會結構的習慣法—石牌制度，逐漸被認為是一種封建社會與階級剝削的殘留。

　　一九五○年代中期，村民在組織村民大會時，還會稱這樣的政治聚會為石牌會議。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石牌制度已被視為是種階級剝削的形式。但是具有黨員身份的地方菁英，卻試圖以「傳統文化」的實踐保留石牌制度，以做為轉化社會形式的內容。

　　從一九六○年代直到一九七○年初期，這種保留民族傳統文化的政策，被其他黨員、紅衛兵視為一種政治錯誤和保守勢力的反動。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沒有人願意宣稱自己與石牌頭人有任何關連。人們改換姓氏以偽裝自己的家庭背景。直到一九八○年代早期，這樣的階級歧視才漸獲平反。

　　一九八○年代改革開放後，瑤族地方菁英重新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論述中，詮釋石牌制度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個表徵，是原始民主政治的機制，並可有效控制社會的失序，是一種公共性的社會道德表現（Litzinger 2000: 183-228）。而這個「傳統文化」的價值，便可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方向上，尋得其適切的存在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