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定良（1893- 1969），字均一，江西金壇人。早年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進入英國倫敦大學，先後獲生物統計學與人類學博士學位，後來在生物測量與優生實驗館工作。1934年回國，擔任北京大學統計學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主任、中央研究院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等。他曾經在江蘇、貴州、四川、浙江進行體質測量，累積了少數民族體質測量的大量資料，對中國民族起源與構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建民 1997）。

　　吳定良出生于一個開明的家庭。父親是當地著名中醫，擅長喉科。家中兄弟兩個，姊妹三個，吳定良排行第五。他年幼時母親就過世了，父親再娶，但繼母不准他進學校唸書，把他關在家中幫做家務。後來幸虧有父親的極力爭取，他才得以進私塾讀國文，父親又另外找人幫他補習英文、算術，想要培養他繼承事業，當一名中醫。但好景不長，在他１２歲時父親病故，繼母更加惡劣，吳定良不得已，只好離家獨立生活。他自幼勤奮好學，沒有母愛的艱難童年和少年期更養成了他吃苦耐勞的奮鬥精神（引自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


　　１９２０年吳定良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堂（後改名?東南大學）教育心理學系。１９２４年畢業後留校當助教。１９２６年考取了江蘇省「鄉村教育」官費留學生的名額，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在心理學系攻讀統計學。次年，轉學到英國倫敦大學文學院，繼續攻讀統計學，師從英國著名的統計學家卡爾·皮爾遜（ＫａｒｌＰｅａｒ－Ｓｏｎ）教授，發表了「相關率顯著性查表」等多篇統計學方面的論文。１９２８年獲統計學博士學位。１９３０年，經英國統計學家Ｏ．Ｕ．耶爾（Ｙｕｌｅ）教授介紹，吳定良成?「國際統計學社」第一個中國社員（引自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


　　吳定良為什麼從統計學轉念人類學。有兩種說法，一種是1929年北京周口店發現了北京猿人第一個化石頭蓋骨，當時吳定良在皮爾遜教授主持的「生物測量與優生學實驗館」工作，他一方面十分興奮與自豪，同時也?自己國家的寶藏卻要由外國人來主持研究而深感遺憾，由此下了鑽研人類學的決心（引自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另外一種說法是，皮爾遜教授所領導的生物統計學實驗室雖是現代統計學理論與技術的發言地，但生物統計實驗事理也有人類學測量，吳定良可能就是因此學過一些「體質人類學」（王道還 1999: 173- 177）。


　　西元1934年夏，吳定良回國，當年中國民族學會在南京中央大學中山院舉行成立大會，民族學會的成立的宗旨是：「研究中國民族及其文化」，吳定良任理事，同時在第二屆年會舉行時發表論文。而在第一屆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大會上，吳定良也提交了論文，並得到良好的評價（王建民 1997: 188, 189）。同年應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的邀請，本來要聘他統計學方面的研究員，但最後卻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主任兼專任研究員（王建民 1997: 190;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三年度總報告 1934: 124），並與剛從南京中央大學生物系畢業、留校當助教的史久莊女士結婚。根據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描述在中央研究院的吳定良是這樣的：


  懷著創立與發展中國人類學壯志的吳定良，在設備差、助手少的困難條件下，終年奔走在少數民族地區作體質調查，同時積極著手籌建體質人類學研究所，任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間，吳定良發表了１０餘篇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論文，並創刊和主編了《中國人類學志》，對中國體質人類學的發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中國大陸出版的傳略裡對吳定良的評價甚高，不但極肯定他在中研院的研究成績，甚至將他譽為「中國人類學的主要奠基人」。但是，從中研院史語所的角度出發，卻會看到完全不一樣的吳定良。根據石璋如先生的說法，吳定良是在一九三四年來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那時候史語所在四川。根據《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三年度總報告》裡的記載推論，聘請吳定良先生來擔任第四組（人類學組）的研究員，也是在當時「科學治學」標的的影響。吳定良先生擅長統計，因此聘請他來進行「隨唐時代頭蓋骨之研究」、「頭骨指數相關度研究」、「手與指紋之研究」、「四川人體之研究」以及「兒童體質發育程序之研究」等計畫，這其中多半都是「完全為統計分析的研究」，「採用最精密之測量方法，研究該時代骨骼之特點」，而研究目的是在求出相關係數，好與「歐美各國著名雜誌論文中摘出的材料」比較，以判定「是否有種族上之區別」。據石璋如先生的說法與王道還先生的文章指出，吳定良先生與李濟先生並沒有什麼淵源（王道還 1998: 173），他為何應聘至史語所主持史語所第四組人類學組，同時又負責這麼多的體質人類學計畫，如果按照總報告書的記載來看，可能與他的統計長才息息相關，而在當時學術風氣的倡導下，以統計這門學問來測量頭骨求出相關係數，顯然是研究種族「最科學」的方式。而也是從吳定良先生進史語所開始，將體質調查、測量與民族文化調查結合在一起進行（王建民 1997: 247- 248）。


　　石璋如先生回憶道，當時吳定良的辦公室裡總是傳出手搖計算機嘩啦嘩啦的聲音，每天要處理大量的頭骨數據。當時有一位技術員名叫胡紹元，就是專門操作手搖計算機的（而與凌純聲、芮逸夫先生合作的技術員勇士衡，則是專長攝影）。這些頭骨數據的來源並不是史語所安陽考古所得到的頭骨，而是吳定良先生自己帶來的數據，安陽考古的頭骨數據，據說最後是讓楊希枚先生來處理。吳定良先生在史語所的研究最後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成績，因此現在竟然也查不到任何他所寫的著作留下。他那時在中研院雖然積極著手籌建體質人類學研究所，任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但最後因為經費不足、與底下的人不合作、同時又沒有什麼成績，所以這個體質人類學研究所很短暫的存在之後，終被取消。而中研院搬回南京復院之後，研究人員的名單裡，也就沒有吳定良的名字。吳定良在離開史語所，到了浙江大學以後，積極蒐集有關民族學方面的文物（王建民 1997: 208）。
 
王建民
1997 中國民族學史(上)。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
 
王道還
1998 史語所的體質人類學家：李濟、史祿國、吳定良、楊希枚、余錦泉。刊於〈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頁163- 187。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
1934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三年度總報告。南港：中央研究院。
 
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
http://www.cpst.net.cn/kxj/zgkxjszj/CX/lxb/pe/sw04005001.htm